谦谦君子 心坚如磐 | 访64届儿科杰出校友朱启镕教授

我家乡是苏州，我父亲朱继培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中医，主要诊治儿科。他有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证书，上有部长印章，目前执照还在苏州老家。在苏州我父亲与叶橘泉（1896-1989，著名中医临床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熟识。我家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大哥朱启锭当时考取江苏医学院，后留校在基础医学院工作，曾任组胚教研室主任、基础医学院院长。我父亲希望我们学医，我后也被南京医学院录取，当时南京医学院1959年建有儿科系，我就报考了儿科专业，我父亲很高兴。

我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是钱倩。颜守民是名誉系主任，他当时年事已高，是与诸福棠等齐名的老一辈儿科专家，他是南京医学院院长，在开学时听过他讲话，平时接触不多。当时给我们上课最多的是周士一老师，还有徐建星、邓崇德等老师。我们当时实习是在江苏省工人医院和南京市儿童医院。我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实习了半年小儿外科，当时带我的是汤文蔚老师。还有很多基础课像组胚、解剖、生理、病理、病生、局解、微生物等是学校各个教研室老师上的。在南医儿科读了5年，为我奠定了儿科的基础。

当时的儿科教材

当年的随堂测试

我们那时候求学，三年级时要下乡支农。到南京的方山，那时候正好碰到自然灾害。在乡下，我们帮农民看山芋地，晚上值班，两个人一岗。那时候方山很荒，晚上还有狼。想想也蛮有意思的。

当年的毕业合影

确定传染科

我1964年毕业时，正好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院校将五年制改为六年制，上医当年没有毕业生，缺了一批人。当时我和同班归慧娟一起分配到上医。来了后，分配到枫林路的儿科医院。我一直在儿科医院，目前已工作55年。

我当时入院需要轮转，先是助理住院医生，一年以后成为住院医生，成为住院医生后再进行两年轮转。我后来为什么到感染科呢？当时叫传染科，因为解放初儿科疾病最多的是传染病，很多传染病引起致残致死，像小儿麻痹症、乙型脑炎、中毒性菌痢、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败血症、华弗氏综合征等，所以儿科界前辈都学传染病。我们老的主任叫段恕诚，非常德高望重，她看重了我，她要我到传染科来，问我是否感兴趣？我内心的意愿是小儿外科，因为我在南医实习时，实习了半年的小儿外科。医院外科金百祥主任也希望我留下来，最后我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到传染科工作。

走出去学习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意识到必须要走出去向别人学习，北方大多向苏联学习，南方大多向欧美学习。我大学学的是俄文，毕业后自学英语，考取了上海医科大学公派名额，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费支持，1983年到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留学。我在那里，发现国外疾病诊断模式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国外靠仪器检测，在没做检测、检查之前，不下结论。要有充分依据，所以它叫“循证医学”（Evidence Medicine)。有个病人，全身很黄，肚子疼，医生除了生化检查以外，还要做CT。当时我就跟我们同行的华山医院医生说，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胆道蛔虫，是寄生虫病。后来果然不错，CT检查见胆管、肠道断面有虫影。这个病人一周以后才手术。如果这个病人在我们国内，早就挂水给予驱虫了，不需要折腾这么长时间，病人也很痛苦。当时我们是经验医学，并不是说我们的经验医学好，我们看是看的多，但是我们有很多诊断方法是不够的。我们那时候设备条件也比较落后，光靠显微镜检测。那时候国外已经有CT了，而我们80年代根本不知道CT是何物。所以改革开放向外面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朱启镕在澳洲留学期间

读书报告会

1985年我获得医学硕士学位。接到主任来信，准备回国，当时同去留学的三人中只有我一人回来了。现在想来，回来还是正确的选择。回国后我们认识到循证医学和临床流行病学的重要性，建立了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学会。

回国后的行政工作

回国后我先后任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副主任、主任，1992年任副院长，分管教学、科研、研究生工作，1997年任院长。这时我已经57岁了。我是第五任院长，在我之前是陈翠贞教授、刘湘云教授、宁寿葆教授、王卫平教授。2000年由桂永浩教授接任院长，后桂永浩教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目前的院长是黄国英教授。他们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我认为医院发展，人才梯队的培养是最重要的。我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最后一任院长，后来医院就改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了。

主攻乙肝母婴阻断

20世纪80年代，呼吸道疾病少了，麻疹少了，都有疫苗了。病房里都是重症肝炎。因食用毛蚶，1988年上海曾爆发甲肝大流行，32万人发病。这种病没有药物治疗，甲肝是自愈性疾病，不发展成重症会好转。乙肝就不一样，乙型肝炎感染后，病毒整合到肝细胞里面，得了乙型肝炎，晚期会转化成肝硬化、肝癌。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传染病发病占第二位的还是乙型肝炎。第一位的是手足口病。现在我们科室的主攻方向已由感染性肝病转为遗传代谢性肝病。

当时我主攻乙肝，是因为乙肝太多。国外已经有疫苗了。我们国家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美国引进乙肝血源疫苗生产线，1992年纳入计划免疫管理，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我当时申报的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是围绕怎样阻断母婴垂直感染。现在由于疫苗的接种，乙型肝炎已经不是最主要问题了，母婴宫内感染少了，携带者也少了。5岁以下儿童乙肝感染携带率从原来的92.5%降到现在的0.32%。我现在关注的问题是妈妈是阳性的，生孩子一定要注意阻断措施。我建立了长期随访门诊，看疫苗是否有效果。如果没有免疫效果，要进行加强。现在还在研究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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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图片顺序为

P1-2朱启镕教授“乙肝母婴阻断研究”部分科研获奖证书

P3-4朱老和他的学生们（于广军、王建设、沈军）

我觉得当儿科医生一生中，值得欣慰的是看好了好多孩子，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当医生要好好地学，书本上学的是基础，大部分要通过临床学习。书上教的疾病是典型的，但是临床上碰到的很多疾病都是不典型的，医生大部分需要通过实践锻炼。要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掌握这些疾病的本质，然后再诊断和治疗。我们的知识确实是建立在病人身上，所以一个医生要有成绩的话，就必须好好地为临床服务。如果光是谈一些理论，那可能是脱不了这些框框的，因为很多理论知识是来自于实践的，别人的东西跟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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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图片顺序为

P1荣获“中国儿科医师终身成就奖”

P2朱老在门诊

P3朱启镕教授主编著作、教材

P4朱启镕教授部分获奖荣誉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目前有31个专科门诊，146个专病门诊，但是跟国外比还是相差远了。我们到过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儿童医院、费城儿童医院，他们的专科非常多，专的很厉害，一个病就是一个专科。看病是通过全国电话预约，还面向国际病人。跟我们国家相比，国情不同。我们国家的临床医生一天要看80-100个病人，复旦儿科医院年门诊量是250万，平均一天门诊7000-8000人，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0人就诊。我国目前三级诊疗系统还没做好，基层缺少儿科医生，家长都希望去医疗资源较好的医院看病。这样就使几个大医院集中了很多病人，而一级基层医院没有病人。将来儿科医生要下沉，要考虑怎样将好的医生派到基层去。还有全科医生制度要健全，这样才可以将繁重的诊疗任务分解。国外的方向是对的，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国内同样要多开一些专科，真正解决疑难杂症。上海市政府针对提高儿科医生待遇问题，召集过四家儿童医院和瑞金医院负责人开过会，目前瑞金执行得最好。

儿科确实是要尽量多培养一些高端人才，因为儿科有很多病我们还不清楚。儿童出生后得病有的是一生的问题，整个家庭和社会负担都很重。我对儿科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多培养儿科医生，而且要培养高级的儿科医生，这个主要靠医学院校的儿科系。南京医科大学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儿科医生，现在能够重建儿科学院，确实是非常好。

朱老祝福母校迎来85周年生日，并对母校儿科寄予深厚期望。时间不经意间流逝，一个多小时的访谈接近尾声，我们仍感意犹未尽。儿科学院法晓艳书记向朱老送去南医校园地图，朱老打开地图，他仔细地端详着，露出开心的笑容。最后得知朱老是1939年出生的，今年已80高龄。桑榆非晚，愈老弥坚！向朱启镕教授等老一辈儿科校友致敬，他们用坚守、奋斗、仁爱和情怀书写出精彩的人生华章！

南医母校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