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的版图上，大脑被视为“终极前沿”，而阿尔茨海默病（AD）和帕金森病（PD）则是这片未知领域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迷雾”。面对全球数以亿计的患者和几乎空白的对因治疗药物，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我校2012级博士研究生校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教授郁金泰，以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走出了一条从“冷板凳”到“领跑者”的非凡之路。
他敢于打破常规，将人工智能与临床大数据深度融合，开创了医学科研的全新范式；他甘于寂寞，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默默耕耘二十载，构建起从预防、诊断到治疗的“中国方案”；他心系患者，不仅致力于前沿科学突破，更积极推动产学研医协同创新，让“中国智造”的诊治新技术惠及世界。
破局
从“假设驱动”到“数据驱动”，开辟帕金森病治疗新赛道
2025年初，一则消息震撼了国际医学界：郁金泰团队联合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袁鹏团队、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中心刘聪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功能未知基因FAM171A2是促进帕金森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分子，并筛选出候选新药。这一成果入选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帕金森病，这个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疾病，在我国患者已超过500万。长期以来，临床治疗如同“拆东墙补西墙”，仅能暂时缓解震颤、僵直等症状，却无法阻止疾病的进展。核心症结在于：导致神经元死亡的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α-syn）是如何在脑内“播种”与“传播”的？这个谜题困扰了学界二十年。
“过去的研究多是‘假设驱动’。”郁金泰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科学家先猜某个蛋白可能是受体，再去验证。这很容易陷入思维定式，且转化成功率极低。”
在复旦大学，郁金泰酝酿了一场“范式革命”。他依托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组建了一支涵盖神经内科临床、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分子生物学和药学的“混编战队”。团队采用“临床大数据驱动”的新范式：先利用大规模人群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海量数据中不加预设地“大海捞针”。
“我们分析了上百万人的遗传数据，FAM171A2基因的关联信号非常强。”郁金泰回忆道。这是一个此前功能完全未知的基因，但它编码的蛋白在帕金森病患者脑内却异常活跃。团队发现，FAM171A2蛋白恰恰定位在神经元的细胞膜上，且能像“闸门”一样特异性结合并内吞病理性α-syn，从而介导致病蛋白在神经元间的传播。
找到了“闸门”，如何“关门”？这需要借助另一项利器——人工智能。基于AlphaFold预测的蛋白结构，团队对7000余种小分子化合物进行虚拟筛选。郁金泰感慨道：“这个过程如果靠传统实验，至少要一两年。而借助AI，我们半小时就拿到了候选名单。”最终，小分子药物bemcentinib脱颖而出，在动物实验中成功阻断了病理传播，显著改善了运动功能。
“这就是‘基础研究+临床数据+AI新技术’的力量。”郁金泰说。这种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闭环模式，极大地缩短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距离。该成果不仅获得了国际专利，更引发了武田、罗氏、礼来等多家跨国药企的主动合作对接，国家卫健委也将其列为“三非”项目（非做不可、非你莫属、非常期待），以新型组织方式推进新药研发。
郁金泰认为，这项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开创了可复制的范式”。“以前大家觉得用AI做药是噱头，现在我们证明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加速器。未来，面对类似的复杂疾病，我们有了更高效的武器。”
坚守
二十年磨一剑，构建阿尔茨海默病全链条“中国方案”
如果说帕金森病靶点的发现是“意外突破”，那么郁金泰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的深耕，则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孤独马拉松”。
2006年，当郁金泰刚刚踏入这一领域时，阿尔茨海默病还是一个“冷门中的冷门”。彼时，无论是大众还是部分医生，都将其视为“自然衰老”的正常现象，门诊中甚至极少见到主动求医的患者。
“很多人觉得人老了记性差是应该的，根本不算病。”郁金泰回忆道。但正是这种“认知空白”，让他意识到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他坚信，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个疾病必将成为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
二十年后，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近1700万例，约占全球总数的30%。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郁金泰深感责任重大。他提出：“在缺乏根治性药物的情况下，防控重心必须前移，而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
为此，郁金泰带领团队历时五年，从44676项研究中筛选出高质量证据，牵头制定了全球首个阿尔茨海默病循证预防国际指南，提出21条精准预防建议。其中，他基于大规模人群队列和AI算法，独创了“MODERN饮食模式”——推荐摄入绿叶蔬菜、浆果、柑橘、家禽和橄榄油，限制甜饮料。“严格遵循这种模式，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可降低46%，效果优于现有的国际流行饮食。”郁金泰笑着说。相关成果被《英国医学杂志》（BMJ）选为重大医学进展，并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用于制定预防策略。
在“治未病”的同时，郁金泰致力于攻克“早期诊断”的难关。阿尔茨海默病在出现临床症状前，脑内病理改变往往已潜伏15-20年。传统的腰穿脑脊液检查虽有创且繁琐，PET影像则价格高昂，难以普及。
“能不能通过抽血就提前预测？”围绕这个朴素的问题，郁金泰团队再次运用“大数据+AI”范式。他们联合复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分析了5万多人的血浆蛋白质组数据，绘制出全球最全面的人类疾病血浆蛋白组图谱。该图谱的封面文章登上了国际顶刊《细胞》。
“我们发现了GFAP、VGF等蛋白指标，通过抽血就能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预测窗口拓展到发病前15年，精度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超过90%。”郁金泰介绍道。这一成果不仅获得了发明专利并孵化科技企业，更建立了开放共享的数据库，全球访问量已超过12万次，真正实现了“中国数据，世界共享”。
从绘制可调控因素图谱、制定预防指南，到发现体液和影像学新标记、推动靶向新药临床试验，再到撰写《全生命周期大脑健康白皮书》……郁金泰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构建起了一座连接“预防-诊断-治疗”的立体化堡垒。
使命
打破围墙，在产学研医协同中成就“大医生”
在复旦大学，郁金泰的身份是多元的：他是临床医生，在华山医院出门诊、查病房；他是复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医学院科研处处长，负责科研管理与规划；他更是“新基石研究员”、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带领实验室攀登科学高峰。
如何平衡多重角色？郁金泰的答案是：让它们互相赋能，形成合力。
“临床工作提出科学问题，科研工作解决临床痛点，最后再回到临床应用——这才是完整的闭环。”郁金泰说。他坦言，做到这一点极其辛苦，必须付出数倍于常人的努力。“我读研时常被锁在实验楼里，写论文曾在宿舍一待三个月。现在虽然不在一线做实验了，但依然是‘全天候’工作模式。想比别人收获多，就要比别人付出多。”
他坚决反对医生“一刀切”的考核模式。“不是所有医生都要做科研。有的人擅长临床，那就安心看病，看好病就是大专家；有的人有科研天赋，就要给他们空间去突破。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
更重要的是，郁金泰正在身体力行地打破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之间的“高墙”。
“国内科研在‘0到1’的原始创新上已经有了很大突破，但在‘1到10’的成果产业化上，仍是短板。”郁金泰指出其中的痛处：医生和科研人员任务繁重，缺乏产业化经验；国内部分药企对前沿靶点的承接能力尚有不足，导致一些早期创新成果外流。
为此，他积极推动“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在帕金森病新靶点FAM171A2的研发中，他不仅申请了国际专利，更主动与武田、礼来等跨国药企建立联合研发机制。武田制药甚至独立完成了关键实验的重复验证，并正式启动了相关研发管线。“这标志着中国发现的原创靶点，真正进入了国际药物开发体系。”郁金泰自豪地说。
在上海，他依托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开设了全国首个认知研究型病房，并牵头建立覆盖2万多人的社区队列和6000多人的临床队列，构建了多维度生物医学样本库。他希望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吸引更多企业和团队共同参与，加速新药研发和诊疗技术的迭代。
对于未来，郁金泰有着清晰的愿景。一方面，他将继续深耕FAM171A2靶点，争取早日研发出延缓帕金森病病程的“对因”药物；另一方面，他希望将这种“数据驱动+多学科交叉”的新范式推广到更多神经和精神疾病领域。
“我想对年轻医生说，做科研没有捷径。”郁金泰寄语后辈，“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聪明人很多，但成功者往往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而是最勤奋、最能坚持的那一个。当你选定了方向，就要舍得花时间，耐得住寂寞。”
从无人问津的“冷板凳”到引领全球的“新范式”，郁金泰用二十年的时光，在大脑的“无人区”里竖起了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上，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对科学的执着，以及一名中国医者面对世纪疾病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智慧与担当。